从2010年开始，柬埔寨在东南亚诸多新兴经济体中呈现出颇具辨识度的“追赶型增长”：一方面，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吸纳了大规模劳动力，形成稳定的工资收入与城镇消费；另一方面，道路、电力与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显著提速，逐渐改善了企业落地与要素流动的物理条件。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柬埔寨2024年经济增速约为6%，人均GDP约2628美元，虽然仍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但增长动能相对突出。
在这一轮增长过程中，中国资本的参与度尤为关键：既通过产业外溢带来就业与外汇，也通过园区开发、交通能源等项目提升了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从而在宏观层面强化了柬埔寨的增长“底盘”。
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一位当地人在2023年接受外国媒体时采访表示：“说实话我们还真要感谢中国人，过去这十年变化特别大，你别看这个村子离首都不是很远，之前根本没有水泥路，也没有电。”
对柬埔寨而言，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仍是最经典的工业化路径：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厂，以工资收入支撑消费与服务业扩张，再通过出口换取外汇与投资能力。
纺织、服装、制鞋与旅行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这条路径中最典型的“就业机器”。
柬埔寨劳工与职业培训部发言人公开表示：截至2024年7月，纺织、服装和鞋类行业劳动力“超过90万”，且“大部分在中国工厂”。
第一，90万级别的岗位对应的是规模化、可持续的现金收入来源；对大量家庭而言，这种收入会直接改变消费结构与教育、医疗等支出能力；
第二，就业与产业人口集聚，会推动金边及周边省份的租赁市场、商业服务、交通出行等城市功能扩张，从而形成更强的内需与税基；
第三，产业越集中，对外部需求与贸易政策越敏感——这也是柬埔寨在“高增长”之外，必须面对的结构性脆弱性：一旦外部订单波动，冲击往往以就业与社会稳定为主要传导渠道。
观察产业外溢的规模讨论中国资本对柬埔寨的影响，宏观层面很容易停留在“投资额”与“占比”争论；但更具解释力的，往往是可核验的微观样本：一座工厂如何落地、如何扩产、如何组织劳动力与供应链，并由此改变当地的就业结构、基础设施需求与城市形态。
交银国际在2023年7月对申洲国际越南、柬埔寨工厂的实地考察报告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微观切片：报告指出，申洲在柬埔寨的厂区在2019年“还是一块空地”，但到调研时已建成雇佣14,000名工人的工厂，每年生产4,500万件服装。
这一组数字可以被视为“产业外溢如何在当地沉淀为规模化就业”的直接证据：当一座工厂单体就具备1.4万人就业与千万级件数产能，它对当地的影响不会停留在企业层面，而会溢出到交通、住房、商业配套乃至地方财政结构。
进一步看，报告对该厂区扩张计划给出了更细致的量化描述：柬埔寨越群工厂自2019年开始建设，已占地60万平方米，规划16个车间（其中13个已投入使用）。公司计划在新土地上扩张，将总面积从60万平方米扩大到约100万平方米，并再招聘3,000—3,500名工人，预计于2024年10月投产。
这意味着，中资企业在柬埔寨的落地并非“单点迁厂”，而是典型的“二次扩张、连续投入”：工厂一旦形成稳定订单与组织能力，便会推动更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入与就业扩张，并对道路通勤、供电稳定、园区服务与关务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外界谈东南亚承接产能，常用“低工资”概括；但现实是，若要在国际品牌体系中长期生存，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交付、质量、合规与效率要求，这使得“自动化、数字化与管理本地化”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趋势。
交银国际报告指出，申洲正稳步提高东南亚工厂的自动化水平：例如越群工厂刺绣环节配置66排全自动刺绣机，每排20个工位；刺绣车间仅约280名工人，即可实现15万件/天的产能。
在印花车间，机械臂替代了部分人工拿放；在越南工厂，设备中约30%为自动化设备，并且约50%的生产过程已实现数字化。
这些细节共同说明：柬埔寨承接的并不必然等同于“低技术含量”；相反，在品牌客户集中、供应链合规趋严的环境中，企业往往需要用自动化与数字化去对冲劳动力成本上行与交付稳定性的压力。
与此同时，报告也呈现了管理与劳工关系的另一面：申洲提供的工资待遇据称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出至少20%，并保持每年较快增长（越南约10%—12%，柬埔寨约12%—15%）。
对柬埔寨而言，这类“更稳定的就业关系”并不只是企业管理问题，它会影响地方社会的稳定预期：当就业更稳定、技能培训与晋升路径更清晰、工资增长更可预期时，产业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住与消费也更容易沉淀下来，从而增强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扩张。
制造业与园区扩张，会直接增加对道路、电力与市政服务的需求。对一个曾长期受制于基础设施短板的国家而言，这种需求增长往往意味着“补课速度”被显著推高。
电力方面，世界银行长期序列显示，柬埔寨电力可及率近年来持续提升，至2023年仍处于上升通道。
学术研究也引用柬方电力主管机构相关表述，认为电力覆盖从2010年的较低水平提升至2022年“接近普及”的量级。
道路与物流方面，金边——西哈努克港通道具有标志性意义：柬埔寨首条高速公路（金边至西哈努克港高速）于2022年通车试运行，被公开信息描述为中资参与投资建设的重要项目。
其经济意义不仅在于旅行时间缩短，更在于把首都、港口与园区更紧密地耦合，从而改善出口制造的物流效率与交付稳定性。
更具“产业链视角”的证据，也出现在交银国际报告中：报告指出申洲东南亚产能继续扩大，且在柬埔寨发展存在供应链与资源等限制，因此计划在越南进一步扩充面料产能，并提到在建高速公路有助于提高从越南工厂到柬埔寨工厂的面料运输效率。
这一点非常关键：它表明基础设施并非孤立工程，而是直接嵌入跨国产能网络的“生产要素”。
当企业在柬埔寨扩产，配套的跨境物流、仓储与道路联通也随之被纳入商业计划，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效率提升。
当一个外部力量在某国的就业、园区、基础设施与外贸结构中占据较高权重，其影响往往会从经济层面外溢至安全与外交层面。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单独决定外交结果”，但会显著提升其在关键时刻进行协调、斡旋与推动对话的现实能力。
近期事件提供了可核验的例证：2025年12月29日，法国路透社报道，泰国与柬埔寨在中国参与的会谈中同意逐步巩固停火、重建互信，这是在此前数周致命边境冲突后进行的三方会谈，中国外长王毅参与并推动双方继续对话。
美联社亦对同一轮在云南举行的会谈进行了报道，强调中国在推动维持停火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提及此前停火进程中的其他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将“经济嵌入度”视为“影响力资源”的一部分，并不牵强：对柬埔寨而言，中国不仅是重要投资与基础设施伙伴，也与其就业与出口链条高度相关；对泰国而言，中国同样是关键经贸伙伴与地区重要力量。
三方关系叠加，使中国更容易在冲突升级时获得“介入并推动对话”的现实空间。
综合而言，柬埔寨过去十余年的增长，建立在“出口制造扩张—就业与收入增长—城市化提速—基础设施补课—营商条件改善—再吸引投资”的循环之上。
中国资本与中国企业在其中扮演了显著的结构性角色：不仅推动了大规模就业（如纺织服装与制鞋行业截至2024年7月就业超过90万，且多数在中资工厂），也通过产业外溢与园区化落地形成可持续的扩张路径；以申洲为代表的样本显示，柬埔寨单体工厂即可达到14,000名工人、年产4,500万件的规模，并规划将厂区从60万平方米扩至100万平方米、新增3,000—3,500名工人。
展望未来，柬埔寨的关键挑战将从“吸引产能”转向“提升产业质量与抗冲击能力”：外部关税不确定性、供应链合规与ESG标准、以及基础设施与治理能力匹配度，都将对增长韧性形成长期约束。
对中国企业而言，出海的下一阶段也将更强调：不仅输出产能，更要输出合规能力、社区关系管理与可持续经营体系。唯有如此，柬埔寨才能把“过去十年的快”转化为“未来十年的稳”，而中资影响力也更可能在更长期维度上实现正向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