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认同学校的教学理念果断按下课业暂停键，到“临危受命”为Lisa打造今年的奥斯卡红毯战袍，设计师龚子铭用了七年时间，让品牌Mark Gong走到了全世界的面前。他将身穿Mark Gong的女孩称为“Gong Girl”，因为她们和他一样：真实、鲜活，可能状况百出，但一路无畏向前。
纽约时间3月2日晚，奥斯卡颁奖礼进行中，龚子铭仍在紧张地刷新直播页面——直到一张照片突然出现，BLACKPINK成员Lisa身着Mark Gong特别定制礼服走上红毯。“我愣了三秒才确认是咱们的！”他在香港国际机场喘息未定。半小时前，从洛杉矶返程的航班降落时网络中断，他攥着手机冲进休息室，令神经紧绷的并非奖项归属，而是设计师们心照不宣的恐惧：“她会不会临时换装？”最终，Lisa将Mark Gong穿上了身，一切尘埃落定，他激动得当场跳起。这是品牌成立以来，在Rihanna将其穿上身后的又一震颤瞬间。“十天赶工差点猝死……但一切都值了！”从纽约到上海，龚子铭用七年的时间，让Mark Gong走到了全世界的面前。
时间倒回2014年，在比利时导演Frdric Tcheng的镜头里，Raf Simons正用八周冲刺他在Dior的首场高订大秀。同年，Taylor Swift在格莱美舞台演唱“All Too Well”，但在那届颁奖典礼上，她颗粒无收，便坚定转向流行乐创作——数月后，《1989》诞生。而彼时，初到美国没多久的龚子铭通过纪录片第一次触摸到设计背后的灼热温度，“他们在八周之内完成一个高订系列，看完觉得好酷啊！”而Taylor Swift将私人情绪转化为公共作品的勇气，则成为他日后常引的例证：“她把情感写成歌，我把它做成衣服。”彼时，龚子铭对未来的想象是进入奢侈品牌，但现实给了他清醒一击，“你作为一个‘nobody’的时候，怎么可能当大牌设计师？”顶级时装屋门槛越高，反倒推着他做出关键的转向：与其等待入场，不如做自己故事的导演——Mark Gong的种子由此生根。
溯源而上，起点在儿时成都的家中。“卫生间里堆着VOGUE，小时候蹲着翻完又翻”，他的记忆带着画面感。龚子铭第一个知道的品牌就是Chanel，母亲穿秀款的身影，香港商场玻璃橱窗的陈列，拼贴出童年里他对“漂亮衣服”的全部想象。出国留学的决定则裹着现实的棱角。“当时成绩不好！”他毫不避讳。初二那年从成都搬到美国，恰逢Instagram浪潮席卷而来，刷着初代博主前排看秀的po文，时尚于他是遥不可及又无比向往的聚光灯。而十年后，聚光灯陡然调向——当年在屏幕前惊叹Rihanna时装周造型的少年，如今以设计师身份创作的Mark Gong成了“It girl”们争抢的焦点。
身份的转换从未让他疏远那个曾令他着迷的影像世界，反而促使他以设计者的视角重新审视其中的线年初，Paris Hilton穿着粉色吊带刚走出club，便陷入狗仔的包围圈；Lindsay Lohan的街拍常定格在醉倒于夜店的狼狈瞬间；Kim Kardashian还是Hilton身旁的小妹，身体曲线未经数码修饰——这些初看不完美的影像资料，钉满Mark Gong工作室的灵感板。2024年夏天，Charli XCX发行专辑Brat，主视觉一抹略显廉价的荧光绿让龚子铭看到同样的能量：女孩们跟随派对舞曲肆意舞动，发丝粘在汗湿的脖颈。“这种粗粝的真实感，才是时尚最迷人的地方，”他直言，“而不是活在Photoshop甚至AI里失真的完美。”
美学基因的觉醒之路并非坦途。创立初期，品牌曾尝试户外露营、宫廷复古等不同风格系列，但龚子铭总会陷入滞涩，“就像做《欲望都市》Charlotte那季，会有种被卡住的感觉。”转折点在回到上海后悄然发生：第一场大秀后，有人告诉他“你的衣服好辣”。于是，他在纽约街头的夜归女性身上找到了锚点——Samantha式的都市性感才是自己的舒适圈。“如果我是女性，绝对不会穿成Charlotte或Miranda的样子。”他将自我投射为穿鱼骨胸衣的女主角，于是笔锋陡转，“只要做这个风格，想法立刻哗哗冒出来。”
强烈的女性特质成为Mark Gong最为显著的标签。这离不开对标志性单品的打造，而许多单品都是龚子铭与造型师好友Alvin一起“玩”出来的。“从胸衣、束腰，到蕾丝、网袜和内裤，有些元素起初我全身心抗拒”，龚子铭坦承，但实际运用中他发现，这类看似有些“over”的单品最能破掉完整性：2024春夏大火的Office Siren（办公室海妖风），用吊带袜瓦解西装的严肃；围绕Charlotte打造的2025春夏系列，以胸衣和内裤打破她身上的传统枷锁。
“露内裤边也好，蕾丝搭皮衣也罢，有些矛盾感才贴合我心中的当代女性——在很女性化的搭配里加一点飒。”品牌态度如此，多源于设计师本人——好友、摄影师王子千这样评价龚子铭：“他在现实里是一个古灵精怪、非常聪明的人，直率，行动力也很强。和他一起玩，他总是会不自觉地成为全场的焦点。”
这种特质，在与明星们的合作中被进一步放大。比起自己预设中的艺人演绎，让龚子铭更惊喜的是，“画风不符”的女明星们与Mark Gong的意外碰撞，“比如宋慧乔，拍杂志时一口气穿了四套我们的look，‘妈祖娘娘’刘涛也穿过Mark Gong。”他甚至笑着调侃：“哪天刘晓庆穿Mark Gong，就是我的职业生涯高光时刻！”
然而，一个个艺人将Mark Gong穿上身，带来的不只是欢呼，亦有重压之下的暗涌。2024年初，当外界还在为他上一个成功的系列津津乐道时，龚子铭的目光却落在了《欲望都市》里那个风雪夜的分镜上：暴风雪夜，Carrie在睡衣外裹上一件皮草大衣，冲进地铁，对失恋的Miranda说“你并不孤单”。彼时，刚凭Office Siren引爆社交媒体的他，却在焦虑——“这会是巅峰吗？”
直至秀前一个月，一场亲身经历的面目全非的分手，让他猝然推翻原本的预设，催生出2024秋冬系列“The Heartbreak Club（心碎俱乐部）”。他立刻给Alvin打电话：“不做唯美雪景了，我们做醉酒哭花妆的状态！”最终，一群发型凌乱、脸颊泛红、眼妆全晕的女孩，头上戴着眼罩，怀里抱着红酒，行李箱爆开，里三层外三层地出现在秀场上。“如果没有真的分手，哪里来破碎感？”系列一经发布，立即引发全网共情。
与之相对的，是同等高昂的制作代价：数量上，近50个look，是Mark Gong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系列；设计上，第一次尝试手工钉珠，光皮革就选了五六种，秀前一周，全员还在用酒精手工擦色皮衣皮裤到崩溃；置景上，把中央公园整个搬进空间，连观众的座位都用公园长椅呈现。
秀场，始终是Mark Gong最鲜明的标签，但高压如影随形。“回到上海的首秀，是我真正的第一次（感受到）压力。”首次在线下和媒体、买手们面对面，却没有大团队来一同分担，“衣服够好吗？Runway能行吗？妆发怎么办？”幸运的是，比起纽约，上海以低成本给他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从排练时长、置景规模到模特选择都很自由，这支撑着龚子铭拒用Lookbook进行发布的执念：“Mark Gong就得靠秀！”他最喜欢Karl Lagerfeld时期的Chanel，用沉浸的场景让观众进入故事。
每一场秀的故事，都在邀请函上初见端倪，“让客人从拆信封起就代入剧情，是我想要营造的完整体验。”心碎俱乐部系列用姐妹分手的短信截图，办公室系列模拟邮箱中的工作offer，灵感常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做起来也就信手拈来。龚子铭也唯爱背道而驰——“他更像是一场秀的导演”，Alvin这样评价。当行业趋向让模特平平淡淡地行走，他却期待更“浮夸”的表演。秀前Casting是他最喜欢的环节，原因在于能和模特们一起玩，“提前告知这次是女明星主题，她们就秒变戏精。”他笑着重现Mark Gong“八大金刚”模特阵营的即兴创作：每个人都给自己立了个白女人设，有人自称Britney，有人嚷着叫Jessica；或是直接演上小剧场，现场遛狗烘焙做家务，也都自得其乐。
当龚子铭沉醉于通过戏剧张力塑造品牌灵魂之时，一个猝不及防的现实命题已摆到眼前：当聚光灯真正为大众亮起，艺术叙事所点燃的热度，也必将迎来更汹涌的商业洪流与市场检验。今年2月，Jennie身穿Mark Gong小狗印花T恤出镜新单“ExtraL”的Challenge视频。一经发布，同款单品立即售罄，而争议也随之而来：“一件T恤凭什么卖七百块？”“评论区一片骂声，甚至有人说我们在吃人血馒头。”
龚子铭承受着破圈的压力——从设计师品牌的同温层，第一次走到了包括大学生、上班族，甚至中学生的大众消费群面前。“那阵子非常不开心，每天都觉得被误解”，但朋友的一句话扭转了他的心态：“黑红也是红”。他开始主动翻阅每条评论，“你可以嫌贵，可以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只介意被说质量不好。”
这场“审判”意外成了品控升级的催化剂。T恤标志性的珍珠项链，因许多消费者未拆卸便套头穿戴导致崩断，但只要反馈，他一律换新。他从原本主要用于设计的精力中抽出20%完善售后体验，并让朋友反复试穿样衣。“归根到底，Mark Gong是一个严肃的商业品牌。”商业理性的觉醒，与设计疆域的扩张同步发生。2025秋冬系列，Mark Gong首次推出了男装。“其实纯粹是想追星，”龚子铭笑着揭露谜底，“想给马努、Troye Sivan或者许光汉穿。”但他也立刻收起“玩心”，“除非像Not Innocent这个系列需要男装补充叙事，否则暂不会投入精力去专门开发”，毕竟摆在他面前的，是正在爆发的全球市场中无限的机遇。
去年八月，Mark Gong在首尔开了首个海外快闪店，而更早些时候，他就通过从买手渠道到韩流艺人的全方位押注布局韩国市场。“这是我给Mark Gong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龚子铭这样形容韩国之于品牌的意义，“我们Instagram的粉丝占比中，首尔排名第一。”K-Pop影响力跨越大洋，加之年初兴起的韩国人来沪潮，品牌被顶流们穿上身，便最有机会走向更大的舞台——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红毯上，Mark Gong与Lisa一起站到了世界面前。
回到一切的起点——帕森斯设计学院期末的作品展示，龚子铭交出了一份他自认付出了十倍心血的答卷。“从理念到话题度，我都做得很用心，也特别满意。”他回忆道。然而，收获的反馈却如一盆冷水，“老师们觉得还行，但有些会说‘It’s commercial, it’s not creative’。他们会觉得我应该去找更有‘深度’的东西，或者套用可持续之类的框架。”
彼时的帕森斯，萦绕着一种无形的攀比氛围，“同学之间比谁的东西好。”龚子铭观察到，那些特别艺术化、概念性强，甚至让人听不懂说了啥的作品，往往能斩获高分，而他这种想做大家真正意义上能穿出门的衣服的“接地气”风格，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个认知由此冒头：“做时尚不是画图，It’s a business！怎么把东西做起来，怎么盈利，这才是核心。”他提前预见了四年学习后的轨迹：“只会沦为打工人，画图、做衣服，却不懂运营品牌。”他当即决定辍学，再全力去做自己想做的，Mark Gong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对时尚精英教育光环的一次祛魅。“很多人以为毕业就能顺利做品牌，但行业所需技能和学校教的，可能只重叠10%-20%”，他直言学院与现实的鸿沟，“因此，比起中央圣马丁的‘优等生’，我更倾向于懂面料成分、供应渠道、工厂沟通的东华大学毕业生。在中国做品牌，必须精通如何用中国供应链完成设计。”
“Mark是一个很‘识时务’的设计师，他非常认得清当下的形势和方向，不会拘泥在一个所谓‘设计’的框架里。”王子千这样描述龚子铭与当代中国设计师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对产业落地的务实认知，源于他唯一的一段实习经历——在 Oscar de la Renta 短暂跟随了一次时装周。“每天在样衣间里，一个月就帮人剪样、裁板。时装周期间帮模特换了一些衣服，没了！”远离T台的光鲜，却无比真实地让他摸到了行业的筋骨。“时尚本来就不是光鲜亮丽的”，这段亲历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想做这行的决心。
离开学校，启动自己的品牌，设计师兼主理人的双重身份带来全新课题。如何平衡？“关键要跟团队‘align’清楚目标。让大家知道我们要达到何种结果，配合起来才能高效。”龚子铭的回答直接而务实。而除支线系列交由团队负责外，从主线秀款设计到整体概念，他仍坚持自己操刀。
“破圈后加班明显变多，出差也更频繁，但我还是喜欢亲自掌控。”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龚子铭的日常。“现在每天要从中午11点工作到凌晨……超12小时吧。”面对持续的高压节奏，龚子铭的应对依循本能：“需要释放时便大喝特喝；创作前则需彻底清空脑子，去度假，把上一季完全翻篇。”
在品牌的高速扩张中，他也曾陷入迷失。2024年，Rihanna到上海参加活动时穿了Mark Gong，龚子铭激动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但随之而来的，是慌张与无措：“Rihanna都穿过了，我还能有什么更大的目标？”直到Lisa奥斯卡红毯那一刻，“There’s more to come！路还长着呢。”
商业上需更猛冲，但他也学会了警惕前置的焦虑陷阱：如果天天想着下一个高潮在哪儿，只会带来更大的心理落差。如今，他“不要任何期待”——并非放弃，而是专注脚下，“拿出120%的努力，把自己做到最好，好东西自然会找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