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1世纪20年代已经过了一半，时尚的面貌大部分还在「回顾过去」，呈现着对千禧风潮的迷恋。
他们俩，一个创造了一种新的男性形象：逃离孔武有力的阳刚之气、脆弱的、顾影自怜的惨绿少年。另一个则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gentlewomen：极简主义的、舒适的、不以取悦他人为标准的女装风格。
现在，Jonathan Anderson领导的Dior与Michael Rider领导的Celine以其首个系列正在续写这两种形象，为萧条时代的长期主义衣橱提供一些「小趣味」。
Celine新上任的创意总监Michael Rider面临的挑战颇为艰巨。他的前任是前面提到的俩位「明星」：Phoebe Philo与Hedi Slimane。他的首秀无疑会拿来与这两位做对比。
Michael Rider从2008年到2018年间曾在Phoebe Philo麾下担任Céline成衣设计总监。这位好品位先生也是Céline 2017春夏系列那条可以名垂时装史印花裙的设计者——一条白裙子上印有Yves Klein艺术作品《蓝色人体测量学》（1960）的蓝色人体轮廓。显然，人们相信他可以带回Phoebe Philo时代对熟龄女性的吸引力。
不过，Michael Rider没有Hedi Slimane那么强烈的巴黎味。他是一个美国人，在美国读书（毕业于罗德岛州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近期也为美国品牌服务（Michael Rider在2018-2024年间担任Polo Ralph Lauren创意总监），他有一种将巴黎风格作为异国情调的视角。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6日发布的Michael Rider担任创意总监的首个Celine系列中，呈现了一个丰富的拼盘。
Phoebe Philo那个写满女性意识的Old Céline通过宽肩西服、长裙、宽松打褶长裤、巨型手袋呈现。你会注意到Philo时代的明星产品「笑脸包」Luggage Tote以新的模样卷土重来。Michael Rider很擅长呈现那个Phoebe Philo式的女装宇宙
Michael Rider的男孩不全然是Slimane那种瘦骨嶙峋著称的轮廓，而是在紧与松的对比中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这其中，品牌创始人Céline Vipiana的那个原始版Celine则被提取为象牙色、高领衫、丝巾、凯旋门标。
当然，Michael Rider还穿插了一些Ralph Lauren式的美国大学预科生风格，作为他自己的签名。Brian Molloy在造型上帮助强化了这些长期主义单品：色彩显眼的针织衫成为了抢眼的配饰，一件改良版的粗条纹橄榄球衫内搭高领衫，西装衬衫针织的组合通过色彩碰撞出新意……
VOGUE时装记者Sarah Mower认为，这些被贴上「预科生」标签的风格，在1970年代的法国是BCBG(Bon Chic Bon Genre)，在1980年代的英国是Sloane Rangers，并不只代表美国风格，甚至21世纪的我们也在回溯这种老派的着装规范。
Michael Rider也提供了丰富的礼服选择：摄政风格的高腰晚礼服，宛如T恤一样象牙色长裙，象牙色大衣下搭配绣着精致珠饰小花的牛仔裤，超现实主义的巨型胸针点亮一件大衣。这是一种属于两代Celine的松弛感。
这场Celine的命题作文，Michael Rider达标了吗？显然，他已经完成了品牌管理层的要求，这些产品显然可以在留住Hedi Slimane客群的同时，召唤回Phoebe Philo的拥趸。这听起来缺乏独特性，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操作。毕竟，两位前任艺术家是如此大相径庭。在长期主义框架下，他还提供有Celine辨识度的多样化产品，以及新鲜感。
Michael Rider也令Hedi Slimane那个围绕着少女打转的Celine回归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女性消费者群体中，让那些成熟睿智的女人们重新回到Celine店铺。
2025年6月27日，在巴黎荣军院举办的Jonathan Anderson作为新任Dior创意总监的首场秀上，也呈现着这种圈内人齐聚的场面。k8凯发天生赢家
前者树立了这个品牌的男装形象，将那个作为高级定制时装屋附属品的Christian Dior Monsieur系列变为名震男装行业的Dior Homme，后者则是品牌史上除创始人外首位统领女装、男装、高级订制系列三大生意板块的创意总监，代表着One Dior的实现。
虽然，Marc Bohan于1970年就为Dior推出了男装，但Dior真正意义上的男装生意是从Hedi Slimane的Solitaire系列开始的：他就此构想了一个全新的男装形象，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男性形象，极端纤细单薄。
在Hedi Slimane发布Dior Homme首秀的第二年，Raf Simons与意大利策展人Francesco Bonami一起做了一个展览，叫做「第四性：极端青少年」（The Fourth Sex：Adolescent Extremes）。他们系统性地对这种青春期瘦削的男性身体，及其代表的脆弱、被动、阴郁的男性气质，进行了一场学术化的总结，把青少年定义为「第四性」，是男性（第一性）、女性（第二性）、跨性别人士（第三性）之外的一个群体，置身父权制、性别规则之外。这种反阳刚中心主义的风格给予了男性气质另一个空间，并深刻地影响了21世纪的男装时尚。Jonathan Anderson在他从业的17年中，一直在诠释着这种青少年气质。
今天，我们把Solitaire系列与Jonathan Anderson的Dior男装首秀放在一起，恰恰是因为他们之前的延续性。
Dior男子从来不是一位充满阳刚之气的成熟男人，他是一个从Miss Dior躯壳里长出来的孱弱少年，Hedi Slimane的Dior Homme赋予了他颓废阴郁的气质，Kris Van Assche让他看起来多了几分公子哥气息，Kim Jones为他注入了艺术细胞，而Jonathan Anderson从男装史的角度拼贴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第四性」图谱。
Dior Men 2026春夏系列秀前，品牌发布了英国演员Sam Nivola身着新系列漫步于凡尔赛宫勒阿莫农庄的视频，为这个系列的风格定调
Jonathan Anderson的Dior男装首秀堪称一部「惨绿青春图鉴」：从18世纪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里描绘的愁容公子，到19世纪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那位永不衰老的美少年，再到1970年代美国青春片《爱情故事》里的哈佛大学阔少……每个人都能在Jonathan Anderson的Dior Men里发现那些极为熟悉的少年形象。
新Dior男孩看起来并不新颖，处处透着似曾相识，却又微妙地不同。Jonathan Anderson提取了18世纪的洛可可风格的刺绣马甲、长外套，19世纪纨绔子的领结与斗篷，1970年代预科生的针织衫与牛仔服，1990年代grunge rock的格子衬衫、工装裤与帆布鞋……这些不同时空的、矛盾的元素组合在一起，相互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惨绿少年」气质。他让这些长期主义的原型男装有了一点新意思。
这里面两本来自他故乡爱尔兰，Bram Stoker的19世纪哥特恐怖小说奠基之作《德古拉》，James Joyce的20世纪意识流巨著《尤利西斯》；四本来自巴黎，18世纪的贵族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Charles Baudelaire的象征派诗集《恶之花》，Françoise Sagan那本影响整个1960年代的青春文学《你好，忧愁》，以及Christian Dior先生的自传《Dior by Dior》；一本来自美国，正是Lee Radziwill密友Truman Capote所写的报告文学《冷血》。这些书似乎也可以作为这场秀的一种注释。
开场的第一个造型，就是这场秀的注释。那件爱尔兰传统粗花呢Donegal Tweed制成的外套，面料来自Jonathan Anderson的家乡，廓形则是Christian Dior先生1947年推出的New Look系列中标志性的Bar jacket。而下面配的工装裤则灵感来自Christian Dior 1948秋冬高级订制系列中的Delft裙，用了一样的工艺。甚至那系在脖子上的领结也与1947年首款Miss Dior香水包装瓶上的蝴蝶结有所呼应。
这种「编辑思路」贯穿了整个系列：把Dior标志性的波纹绸马甲（MOIRÉ，一种19世纪上流社会喜爱的礼服面料，Christian Dior最早于1952高级订制系列La Cigale裙中开始使用）与绣着洛可可风格花朵的Ivy Style绞花针织搭配在一起时；把一条灵感来自1948年高级订制系列Caprice裙装的牛仔裤搭配天鹅绒马甲……
就像他在这场秀放置的两张18世纪法国画家Jean Siméon Chardin（1699-1779）的静物画。这位艺术家最擅于用画笔捕捉厨房的烟火气与平民生活的诗意，在那个浮华喧嚣的洛可可时代，他开辟了一条华丽宫廷画之外、通向真实生活的艺术小径，就像法国启蒙思想家Denis Diderot（1713—1784）所说，他以最平凡的物件唤醒最深邃的感动。
在他的灵感板上，有Andy Warhol拍摄的涂鸦艺术家Jean-Michel Basquiat与纽约名媛Lee Radziwill的宝丽来照片（说起来，FOUDATION LOUIS VUITTON在2023年还办过一场Andy Warhol与Jean-Michel Basquiat双人展）。前者是打破当代艺术阶级壁垒的革命者；后者是让1970年代的美国上流社会穿衣风格影响全球的功臣，纽约自此成为了巴黎之外的另一个时尚中心。这也许可以代表Jonathan Anderson对于时尚的一种态度。k8凯发天生赢家
资深媒体人葉子LEAF GREENER对此向《门道时尚》表示，她曾在2017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看过她结合当地建筑物创作的一件大型棉纤维装置作品，她认为Jonathan Anderson选择Sheila Hicks，是因为「她的作品呈现的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仅供观赏的对象，而是与观众产生直接的身体接触和情感交流，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互动，打破了传统艺术欣赏中观众与作品之间的隔阂。」
她还列举了Sheila Hicks一件名为《着陆》（ATTERRISSAGE）的作品，表示观众甚至可以坐在上面，隐喻着艺术回归生活、与生活紧密结合的理念，让观众在与作品的互动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和生活的美好。
从某种角度来说，Sheila Hicks对Lady Dior的再创作，消解了这只手袋作为「身份象征」的标识作用，让它具有了一种日常的温度。这也似乎是Jonathan Anderson看待这间高级定制时装屋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