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一个美国人说的。陆战一师副师长维克托·克鲁拉克在长津湖那阵子与志愿军交手，后来将这句话讲给了自己的儿子听。我第一次读到，是在一份采访李宏垠老人的资料里。那一年，他才二十二岁，是志愿军39军117师作战科科长，过江前拍了一张照片。我看过那张照片，那是一张年轻得几乎闪着光的脸。他后来曾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异常清楚：大意是，美国的武器固然厉害，但我们是为国而战，舍得性命；美国兵大老远跑来打一场不义之战，自然不肯拼命；再说我们年轻，不信邪。不信邪。这三个字，像是一代人的底色，坚韧而执着，燃烧着青春的倔强。
一支青春的战阵，比这些指挥员的年龄还要年轻，我对此颇感意外。李宏垠所在师的师长张竭诚，才三十三岁；39军另外两个师的师长，一个三十三岁，一个三十岁。率先入朝的四个军的军长，梁兴初、吴信泉都是三十八岁，温玉成、吴瑞林三十五岁。换到今天，这个年纪的许多人还在为升职发愁，他们却已经指挥着上万人与世界头号强国掰手腕。美国人根本没有把这支年轻的军队放在眼里。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首战两水洞，不到两小时便歼灭了南朝鲜军一个营加一个炮兵中队。美骑1师第八团团长帕尔莫听说前线遇到中国军队，满不在乎地撂下一句：中国人？他们也会打仗？六天后，同样的报应落到了骑一师头上。这可是第一批侵朝的美军主力，美国的开国元勋师，即便改成机械化部队，仍保留骑一师的名号。云山一战，骑一师折损了一千八百多人，帕尔莫的第八团第三营被志愿军全歼。
李宏垠对云山记得清清楚楚，他说，美军火力虽猛，但别的没啥了不起，都是些老兵油子，一看打不赢就撒腿跑。从两水洞到云山，第一次战役仅用十一天，歼敌一万五。这个数字让世界震惊，可麦克阿瑟的自信一点没崩塌。他手里当时光地面部队就有二十二万，作战飞机超过一千一百架，还有三个航母战斗群盯着半岛。11月24号，联合国军先头刚冲到鸭绿江边的惠山，麦克阿瑟的座机巴丹号就飞到他们头顶助威。头一天是美国感恩节，十六国联合的部队刚吃过火鸡大餐，他冲着记者们夸下海口，说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里打了包票，圣诞节他们就能回家过节。还狂妄地说，鸭绿江不是跨不过的坎，中国人也不是什么不可辱的力量。他的狂，是有资本撑腰的：1919年，人民军队还没影儿的八年前，他三十九岁就当上了西点军校校长。两个月前的仁川登陆，更把他捧上了军事生涯的顶点。
可他却低估了对手。他忘记了，这是一支从诞生起便一路披荆斩棘的军队，没有飞机、缺少大炮，却从不缺以弱胜强的经验。给志愿军配备的这套指挥班子，就像彭老总身边的老将一样，全是长征路上拼杀出来的精英。11月25日黄昏，西线反攻在漫天飞雪中展开。38军、40军担起穿插突击的重任。仅仅一天一夜，联合国军东西两侧的防线便被撕开一道口子。沃克没料到，飞机和坦克编织的火力网也挡不住中国军队如排山倒海般的压迫。当他意识到自己被包围，赶紧下令突围。113师创造的奇迹我在别处写过：十四小时奔袭七十二里半，先敌五分钟堵住退路。就是这五分钟，抢回了胜机。撤退的联合国军与接应部队隔着不到一公里，却始终没能会合。
长津湖那片严冬，五十年不遇，横扫盖马高原，夜晚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宋时轮率领的9兵团从华东紧急调来，许多人还穿着单衣，在雪野里伏击了六天六夜。对面是美军装备最精良、后勤保障最充足的第七师和陆战一师。这一仗，美第七师31团被全歼，上校团长麦克莱恩受伤被俘后身亡。这支精锐部队曾因一战攻入西伯利亚而得了北极熊团的称号，那面北极熊旗最终成了志愿军的战利品。陆战一师最后靠着舰队的海空火力侥幸撤退，但这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减员超过一万一千。在死鹰岭，穿着鸭绒服的美军目睹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景象：一百二十九个志愿军，全冻成冰雕，保持战斗姿势，人与枪融为一体，所有枪口指向同一方向。
这段历史我读过不止一次，每一次读到都得停下，喉咙里像被什么堵住。后来我发现，冻死在阵地上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口袋里有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对亲人、祖国和荣誉的深情承诺：哪怕冻死，也要高傲地矗立在阵地上。这张几乎展不开的纸条送到总部，彭老总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一线的苦远超过长征，他们还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啊。娃娃，这两个字落在心口，如锤般沉重。李奇微、范弗里特，一个接一个，沃克在败退途中出车祸死亡，死在圣诞节前夕。麦克阿瑟吹嘘的圣诞节攻势彻底泡汤。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歼敌三万六千，联合国军一路撤退三百公里。《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叹，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接替沃克的是李奇微，这位脖子上挂着两颗手雷、熟悉中国情况的将军，还曾在美军驻天津部队当过副连长。他摸透了志愿军的礼拜攻势，断定后勤极限只有一星期，于是让轰炸机昼夜倾巢出动，用燃烧弹、照明弹把黑夜变成白昼，专克志愿军的近战夜战。这个算计我写他时提过，这里不再展开。第四次战役中，横城反击战打得漂亮，敌我伤亡比3.72比1。张竭诚的117师创造了纪录：一个师一次战斗歼敌三千三百，俘敌两千五百，其中美军八百。李宏垠回忆，那次横城缴获的火炮和汽车足以装备两个炮兵团加一个汽车团。那是出国后第一个春节，在隆隆炮声中度过的。
再往后是范弗里特，这位以弹药量著称的指挥官。1952年10月，他发起了摊牌行动，目标是两座五百多米的山包——上甘岭。他集中三百多门大口径火炮、二十七辆坦克、四十多架飞机，自信五天便能夺下，并用好莱坞女星珍妮·罗素的名字命名了597.9高地，显然立志必得。结果呢？联合国军投下了一百九十多万发炮弹、五千多枚炸弹，伤亡两万五千人，损失飞机两百七十四架。山头的土石被炸成两米多厚的粉末，四十三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握在志愿军手里。15军的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队三次打光又重建。军长秦基伟狠下心来，为了全局，即便15军打光，也在所不惜。上甘岭的沙盘后来甚至进入西点课堂。活到一百岁的范弗里特，据说晚年还在琢磨，这仗究竟输在哪里。我想，他虽然对兵力火力算得门儿清，可有一样东西，他永远算不透——一支为信念与国家而生的军队，它的韧性与意志，是任何计算无法覆盖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