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底全国性内战爆发后，时近一年的国共和谈的成功希望本已荡然无存，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作为国共调处人的美国特使马歇尔，都不愿宣布和谈破裂，而是继续积极与中共谈判。蒋介石想利用和谈作烟幕，欺骗舆论，掩饰其军事进攻，将内战扩大的责任嫁祸于中共。马歇尔不肯主动退出调处，为的是继续贯彻美国助蒋反共遏苏但又要求蒋作出某种让步和民主改革的对华政策。这种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最终使马歇尔逐渐失去其公正性，沦为蒋之帮凶。为助蒋行骗，年愈花甲的马歇尔不惜冒着酷暑，在七至九月间，八次登上有“夏都”之誉的庐山，穿梭来往于南京与牯岭之间，乐此不疲地撮和国共和谈。对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被迫继续与美蒋代表折冲樽俎，戳穿其和谈阴谋，“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
国民党在军事上加紧进攻中共解放区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加快了独裁的步伐。1946年7月3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单方面作出决议，决定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随后，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全国舆论哗然之时，蒋介石竟于7月14日往庐山牯岭“避暑”，长达两个月之久。周恩来得知李、闻被杀之后，于7月17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为国民党扩大内战及政治暗杀发表严正声明，并往晤马歇尔，要求公道解决昆明事件。第二天，马歇尔由经其推荐的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陪同，从南京于黄昏第一次登上庐山牯岭街。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描绘了他们初上牯岭的情景:“我们路上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飞机、轮渡到九江，乘汽车穿过一片田野，再坐上轿子上山——总共五个小时左右。”旅途之劳顿是不言而喻的。
轿行好汉坡。图片出自伍德联主编《中华景象》，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4年再版。
当晚，蒋介石在美庐行辕宴请马歇尔一行，并询问马歇尔对最近中国国内事态的看法。性格尚显直率的马歇尔当即“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系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又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蒋介石尴尬万分。其后，马歇尔自觉不便与蒋会谈，将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与蒋有特殊“旧交”的司徒雷登推上前台。
第一轮庐山会谈似乎很顺利，马歇尔对他的新搭档的出色表演感到异常兴奋，带着蒋介石的承诺于22日下山返南京与周恩来磋商，但会谈结果并不乐观。周告诉马歇尔，面前的局势仍摆脱不了三大阴影的困扰，一是各地冲突加剧，二是黄河堵口复堤及救济问题，三是最近昆明的暗杀事件非但未得到惩办追究，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恐怖活动反而进一步蔓延、升级。这已引起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关注和强烈抗议。谈判是不能在这种气氛下进行的。7月26日，周向马提出了解决时局的两项办法:首先，立刻颁发无条件的停战令，同时将休战期间于六月份完成的各项协议付诸实行，特别是在东北停止冲突和重新颁发在关内停战的命令。其次依照政协的决议对改组政府问题举行讨论，随后再讨论地方政府问题。同时，周恩来担心，蒋介石或许会以他个人的名义宣布政府将予改组，而不是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综合小组，这表明蒋介石的意图是一点一点地抛弃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下午，马歇尔带着周恩来的这些建议迫不及待地飞往九江，第二次登上庐山，造访美庐。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破坏民主的事件，尤其提到暗杀李闻事件。对此，蒋介石千方百计推卸责任，并告知李闻事件已下令着手处理有关案情。对于周恩来的两项办法，马歇尔与蒋并未商量出应付办法，即于30日下山赴京，留下染病的司徒雷登与蒋商谈并事养息。
8月1日，马歇尔一到南京，周恩来就向他描述，政府继续追击在苏北、山东和山西的中共军队。他说，如果这些攻击持续下去，中共无疑将予反击，并且也在其他地区发动攻击，这样就会使内战蔓延。马歇尔请周出示解决冲突的办法。周随即列出三条，供国民党选择:“一、立即宣布在全国范围内休战，6月30日以前起草的所有文件应予签字并且公布，地方政府问题留待将来讨论；二、首先商定处理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如湖北北部、苏北和山东)的办法，逐个地区解决冲突，应派遣执行小组到那些地方，一处一处地解决，以便最后实现全面作战；三、军事问题应与政治问题一道解决。”周表示，如果三个办法政府都拒绝了，这表明政府要扩大内战，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周恩来所提的三项停战办法合情合理，充满挽救时局的诚意。但马歇尔却不以为然。因为就在这一天，病愈后的司徒雷登拜访“美庐”，向蒋介石提议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各出二人并由他任主席的非正式委员会，专门商谈政协决议拟成立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组成问题。司徒雷登说，这一问题如能达成协议，停战及其他军事、政治问题便迎刃而解。蒋对此新建议颇感兴趣，并希望马歇尔、司徒雷登详细商讨。马歇尔对此深表赞同，认为，既然停战问题蒋不答应，那就暂时绕开它，先从政治问题，主要是国府委员会的改组问题入手。在内战扩大情况下，停止冲突应是重中之重，但马歇尔却企图绕过停战难题，幻想从政治上解决问题，这显然是避重就轻，本末倒置。8月3日，马歇尔把这个“新思路”告诉了周恩来，周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担心政府会试图从开始政治讨论的办法来进行拖延，而同时则进行全面内战，他认为当政治讨论正在进行时，国共双方必须同时谋求某种实行休战的方法。
周的提醒应该说是很中肯的，但马歇尔固执己见，坚持认为政治问题如能获得协议，将为停战扫除障碍。午后，马歇尔即匆匆飞往九江，第三次登上庐山，会见蒋介石。
马歇尔的“新思路”正中蒋介石的下怀。由国共美三方组织特别委员会来讨论改组政府，这一行动本身就违背了政协决议，意味着承认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是合法的。而且蒋介石自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以来，一直企图以军事进攻压迫中共在政治问题上妥协。马歇尔此时提议讨论改组政府，实际上是对蒋介石又作了让步，客观上是在配合国民党策略。组织这样的特委会，非但不会约束国民党军事进攻，反而有可能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政治上的好处。因此，蒋介石于8月5日向马歇尔、司徒雷登故作慷慨地表示，同意成立五人特别小组，由司徒雷登担任主席，讨论改组政府问题。但是，作为回报，第二天，蒋介石向马、司二人表示，商谈前中共必须在一个月至六个星期以内接受下列五个条件:(1)让出苏皖解放区；（2）让出胶济线）让出承德及承德以南地区；(4)东北在10月15日前退至黑龙江省、兴安省及嫩江等省与延吉；（5）鲁、晋两省须退出6月7日后占领的地区。蒋强调说，如果中共接受上述条件，他可安排停火，五人小组便可重开谈判，否则，停战、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
蒋介石提出如此苛刻条件作为停战改府前提，不啻是给中共下迫降书，同时也是给本已十分迎合蒋的马歇尔出难题、传递信息:要么退出调处，要么跟我一起下水，大干一场。马歇尔久经调处，政治经验丰富，似乎认识到这一点，故不敢直接见周恩来，而打发刚刚加盟、调处热情虽高，却懵懂无知的司徒雷登于当日下山，将蒋之条件转告周，遭到周的严辞拒绝，周径告司徒雷登:“蒋逼我条件较马歇尔直接折冲时尤苛，证明对司徒雷登毫无好意，且故出难题。”司徒雷登闻罢，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周在与司徒雷登的会谈中作出判断:“蒋似拖美走向大打局面”，“而美亦有可能放手让蒋大打一阵再谈”。
8月8日，马歇尔下山。第二日，周往晤马，指出时局的严重性，希望马向国民党施压，促蒋停战。10日，周再次与马和司徒雷登会谈，强调时局的严重性，并重申了8月1日他提出的三项停战办法，敦促美方尽快作出抉择。在周恩来的紧逼之下，面对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中共解放区的紧急情况，马、司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国共谈判陷于停顿，美国调处难以进行。马歇尔想借此不管，抽身回国，留司徒雷登敷衍，维持现状，以观动静。联合声明形式上似乎是向双方施加压力，实际上却是放手让国民党大打，这又正合蒋意。美蒋的配合日趋默契。
针对新形势的出现，周恩来决定在谈判中加大逼美的力度，扩大外交活动，迫使美方或积极制止内战，或撤退全部美军，停止一切援助，并动员舆论，清算美国对华政策，揭露其援蒋内战的实质，戳穿其“调处”骗局。
8月15日，周恩来往晤马歇尔，指出蒋之五个条件是“一条内战独裁的路线”，并表示了中共方面的态度:停战就不讲新条件，我方何时都愿停战；政治上还主张通过协商来改组政府。协商中可以谈地方行政问题。改组政府以后召开统一团结的国大。同日下午3时，马歇尔第四次飞往庐山。8月16日，马劝蒋停战，但蒋却说共产党的目标是推翻政府取得政权，并称他不相信政府发布停战令后中共军队会停战。
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在延安机场检阅共产党部队。图自《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
蒋甚至向马试探，如果国民政府包括少数党代表和其他有名望人士而加以扩大，不包括共产党，美国是否会把这看成是走向联合政府的真诚行动?具有战略眼光的马歇尔警告说:中国漫长的交通线和边境山地，有利于共产党运用游击战术，一场长期而残酷的战争，必将导致国家经济崩溃，甚至“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他告诫蒋在国府委员中必须包括共产党，实行线日，马蒋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蒋坚持说，他愿意就成立国府委员会的问题继续采取所建议的行为，只有国府委员会的问题达成协议，他才同意发布停战令。会谈结束后，马当即致电周恩来:蒋介石认为没有必要再发布停战令，现在所需要的是中共停战!
8月20日，马下山飞往南京。21日，司徒雷登奉马之命，迎合蒋意，又向周恩来重提从政治上改组政府之事。周当即要求在谈前弄清三个问题：谈好改组政府之后，国民党能否保证放弃8月6日的五条，立即停战以及根据政协决议商谈成立国府委员会。并表示，假如这三点没有保证，谈判仅仅便利于国民党拖延时间。司徒询问马歇尔，告以马对上述问题不敢断定。22日，司徒再次建议成立五人非正式小组先谈改组政府问题。周针锋相对，紧抓“停战”这个中心，向司徒表示了两点：一是非正式小组开会，谈好改组政府之后，国民党能否保证立即停战；二是最好一面开非正式小组会议，一面停战。否则谈判会拖延下去。司徒当然无法作答，将此转告马歇尔，并建议马要求蒋委派五人小组的国民党方面成员，而且尽可能地采取一切步骤为组成国府委员会并使之开始工作铺平道路。
8月间，美方在“调处”中渐露狰狞面目的同时，在援蒋内战方面也采取了更为严重的步骤，准备将价值20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低价让售给国民党。周恩来十分愤慨，一方面致电马歇尔，一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战，实行政协决议，强烈谴责了美国的双重对华政策，彻底戳穿了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和谈骗局，指出国民党和美国“现在又谈改组政府，若不弄清楚，又可能拖几个月”。
马歇尔、宋美龄、蒋介石。图片出自师永刚、林博文《宋美龄画传》，作家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在牯岭，马、蒋却在漫不经心地讨价还价。对于周恩来的公开声明，蒋声称，不需要发布停战命令，因为这项命令在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中已作了规定，需要的只是共产党停止作战。至于政协会议，他说，这个组织由于就政协各项决议达成了协议，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虽然他认为政协综合小组为解决履行政协各项决议所涉及的一些细节问题是必要的，但再次召集政协会议已没有什么意义。
蒋介石一方面拒绝对下令停战作出保证，一方面却仍想玩弄和谈阴谋。27日，蒋忽然同意提出以司徒雷登为首的五人非正式小组国民党方面的人选，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选派，下山参加改组政府问题的谈判，并声称谈好后马上成立国府委员会。蒋介石突然作此姿态，显然是为了欺骗美国，以便于中美之间战时剩余物资的让售谈判顺利完成，以取悦于马、司二人。
政治上颇显幼稚的司徒雷登在马歇尔下山的第二天，即8月28日，就毫不犹豫地充当起蒋介石和马歇尔的信使，向周恩来转达了蒋的上述建议，并要求尽快举行以他为首的五人非正式小组会议，谈判所谓改组政府问题。周恩来当即毫不客气地向司徒指出：“非正式小组尚未会谈便已宣告失败，因国方毫无诚意于停战，且仍欲以武力实现五条，一经会谈便可证明。”并严正指出：“到时我们将声明，马、司调解完全失败，国方仍坚持内战独裁方针不变，美国若不改变政策，只有使执行部及其小组宣告解散。”周一针见血之言，使司徒大为窘迫。
8月29日，当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时，马竟强词夺理，极力为蒋狡辩。为了戳穿蒋之欺骗与美之助骗，周恩来以退为进，同意成立五人非正式小组，但要求马歇尔从蒋介石处获得对中共8月21日提出的三项保证作出明确答复。至此，马歇尔无言以答，只好劳驾再跑一趟，8月30日，马歇尔第六次飞往牯岭。
1946年司徒雷登、蒋介石、马歇尔摄于牯岭。图自李跃森《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月版。
8月31日和9月2日，马歇尔两访“美庐”。会谈中，蒋介石竭力绕开军事问题。他告诉马歇尔，他已派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内政部长张厉生参加五人小组。马歇尔觉得与其老跟着周恩来谈蒋介石所不喜欢的军事问题，倒不如投蒋所好，在政治问题上纠缠一些时日，遂与蒋详细讨论了在政协安排下准备宪法草案问题，探讨了实现建立在普遍基础上而不是单方面基础上的国民大会的方法问题。9月3日，马歇尔回到南京，与周恩来商洽组织五人小组改组国民政府问题。
但此时，美蒋相勾结的态度已经明朗化了。9月5 日，周往访马、司，表示再让步一次，同意非正式小组会谈改组政府办法，但要求必须明确三点：(1)改组国府委员会是否按政协决议程序办理?如是，则应由政协综合小组最后商决；(2)在商好改组国府委员会办法后，政府是否同意立即下令停战?(3)政府是否放弃五项要求不谈?对政府下令停战一项，马、司均表示：“现在无把握得到这种保证。”周转而又提议：可否由美方作保? 马、司异口同声地回答：“这种保证在目前也不可能。” 但关于停战实施办法，马认为尚须开三人会议来解决。周追问：“如果在三人会议上政府仍坚持中共须让出五个地区或至少一个地区的要求，又将如何?”马日：“此种情形殊属可能。”美方既不能且不愿保证蒋下令停战和放弃五项要求，却又劝中共参加五人非正式小组谈判改组政府问题，说明马、司完全失去了调停人资格，将屁股完全坐到蒋的板凳上，成为蒋之帮凶了。
美蒋已公开演起了双簧。9月6日，马歇尔七上庐山，将与周商谈五人小组办法的全部记录送蒋介石核阅。
蒋对周最后两点答复当然是否定的。之后，两人并未深谈，只是在美庐别墅举行一连串的茶会和桥牌战以及含鄱口的中秋赏月、野餐。马歇尔临下山前，想到总要带点什么给周恩来，遂再晤蒋。蒋同意由三人小组讨论军事问题，由国府委员会解决江苏的地方政府问题。蒋说，停止冲突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提出其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国府委员会一开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就应该开始工作。蒋暗示，行政院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不进行改组，不放弃自1月13日和6月7日以来国民政府所占领的地区。
1946年周恩来与司徒雷登于美国驻华大使馆前草坪 。图自李跃森《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9月10日午后，马歇尔下山返回南京，将与蒋会谈的备忘录交给了周恩来。周不赞成蒋的建议，反对蒋企图把停止冲突和共产党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联系起来。9月11日和12日，周连续会见马、司，重申了关于共产党立场的一贯论点，并说，中共十分重视行政院改组，认为行政院的改组问题必须早日在政协综合小组处理。指出，五人非正式小组已宣告失败，再次建议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停战问题。事实上，这使和谈回到了6月末僵局。两个多月的谈判与调处证明都是徒劳时日而已。其实，马歇尔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过，他对中国局势已无能为力，准备隐遁回国，然而他并未主动退出，而是继续赖着调处，直至堕落到与蒋介石合演双簧戏的地步!
9月13日下午6时，马歇尔向周恩来表示要力劝蒋介石停止进攻解放区，第八次登上庐山，结果可想而知。13日和14日，周恩来转递两份备忘录致马歇尔，“受命代表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一亿四千万人民”，抗议美国的助蒋援华政策，指出6月谈判以来，“一切迂回曲折之办法，均已试验失败，无补时艰，且徒便好战者拖延时日，蒙蔽舆论，扩大战局，祸害人民”，因此，正式提请马歇尔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讨停战问题，以补时艰。停战的唯一合法机构是三人会议，作为三人会议主席的马歇尔，自然有不管另外两方意见如何、立即召开会议与双方商讨停战的责任。对周的合理化建议，马不以为然，始终保持沉默。他在五老峰沐浴夕阳，吃着野餐，向蒋提出一个使中共不能行使否决权，却不是对等地给国民党也比否决权少一票的关于国府委员会席位问题的折中建议。蒋对马如此绞尽脑汁、貌似中立的方案欣然同意，但又告诫马，还要更策略些。周恩来对马歇尔的漫不经心深表愤慨，决定以退为进，暂时脱离与马的接触，逼马表态。9月16日，周转呈马歇尔备忘录一份，即断然离宁飞沪，表示暂时退出南京政治谈判，不再与美蒋进行“无意义”之磋商，除非蒋、马同意重开军事三人会议，否则不返南京。这是对美蒋拖延和破坏谈判的严重抗议。马歇尔始知问题的严重性，第二日即返回南京宁海路，此后多次诱骗周返宁，甚至亲赴上海迎驾。周态度明确，不为所动，在上海发动大规模宣传攻势，向国内外揭批美蒋和谈真相。
有国民党“夏都”之称、云谲波诡的庐山牯岭东谷地区。图片出自《九江老照片》。
9月29日，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队兵分三路向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发起猛攻。10月10日，马歇尔无奈地发表谈话，宣称因政府不信任中共，中共不信任美方，“调处”已无法进行。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次日，蒋介石得意忘形地宣布，“国民大会”定于是年11月12日如期举行。至此，和谈大门被国民党一手关闭，马歇尔八次庐山之行的“调处”骗局真相大白。诚如时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梁漱溟在得知张家口被陷时所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作者原载:《党史文汇》2002年第3期；《团结报》2002年03月21日第03版“文史长廊”。）
